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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的灯塔:鲁迅在他身后的中国

李新宇 社科文摘 2019-11-21

鲁迅在他身后的中国

李新宇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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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去世已经80年。在这80年的时间里,从肉体上说,鲁迅已不在场,但从精神上说,他却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存在,对国人的精神生活发生着复杂的影响。年代不同,鲁迅的形象往往很不同,人们对他的态度也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又是时代文化的某种晴雨表,不仅可见他自身的际遇,也反映着时尚的变迁。本文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就是梳理、揭示这个过程。因为篇幅所限,我的工作极为简略,管中窥豹,挂一漏万,还请读者原谅。


一、去世之初13年


        与他活着的时候已是左翼文坛名义上的盟主有关,也与复杂的政治斗争有关,从1936年到1949年,鲁迅在左翼文化界的地位持续上升,最终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

鲁迅灵柩由殡仪馆前往公墓

《良友》画报报道的鲁迅葬礼


       鲁迅去世3天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于 10月22日发布了3份文件:一是《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二是《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三是《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后两份文件内容基本相同,一是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要进行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二是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八条要求:

(一)鲁迅先生遗体进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

(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

(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

(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

(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

(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

(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贵党贵政府所颁布的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之法令。”

        显然,这些要求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但正因为不接受,必然要引起热爱鲁迅的青年们强烈不满。因此,鲁迅也就成了具有某种特定政治意义的文化符号。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



        一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演讲,对鲁迅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第一等的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

        此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日益增高,终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下了一段包含几个“伟大”和若干“最”的话:“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像孔子被尊为“大成至圣”之后使得后来的帝王无法继续加封一样,此后非左翼力量即使想尊崇鲁迅,也已经抢不到尊崇鲁迅的头牌。鲁迅的政治归属也就进一步确定了。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史书都在大讲这次会议,但很少有人谈及会标。我想提醒读者注意的是:那次大会是有会标的,不仅高高悬挂在主席台后面的中央,而且印在大会文件的封面上。它由两个侧面头像组成: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鲁迅。

        从这个会标,可以看到鲁迅进入新时代之际的崇高地位。


二、尴尬而微妙的17年


        从1949年到“文革”前夕,鲁迅被大写在文学史上,大写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被研究,被纪念,成为家喻户晓的伟人,地位无人与之比肩。这是一个奇迹,也隐含了一系列问题和矛盾。

         首先,鲁迅不是党内同志,在新时代掌控文坛的大员们中极缺人缘。他与创造社长期论战,与其某些元老积怨甚深;他与左联领导人闹翻,与“四条汉子”的矛盾无法化解。但在进入新时代之后,恰恰是这些人掌控了文化界,有的成为副总理,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有的成为“文艺沙皇”,握有制订政策和阐释最高意志的大权。他们对鲁迅的看法没有变,情感态度也没有变,但是,他们可以把鲁迅的弟子、门人一个个打倒,萧军、胡风、冯雪峰等无一幸免,却对鲁迅无可奈何。无论内心多么不情愿,公开场合都要尊敬他,甚至要把自己打扮成忠诚的学生,这是当时很有意思的文化景观。

四条汉子


         这并不奇怪,原因就是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推崇。然而,领袖的推崇并不能化解历史遗留的种种恩怨,所以,鲁迅虽然借助这种推崇而获得了极高的地位,却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场。

         更为严重的是,鲁迅的精神遗产并不符合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需要。他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启蒙思想、西化主张,他对传统的判断、对国民性的看法、对文学的要求和期待与新时代的种种新规范,是难以相容的。虽然这种不相容并不影响鲁迅的地位,但作为新时代的文化旗帜,鲁迅如果活着,一定感到非常尴尬。

鲁迅、许广平及儿子周海婴


1937年许广平、萧红、肖军、周海婴于鲁迅墓前


(二、三两部分不可见,你懂的)


四、80年代的鲁迅


         80年代,是鲁迅走下神坛、回到人间的一个时期。林贤治的一本书就叫《人间鲁迅》。然而,一方面被请下神坛,一方面却是鲁迅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大发扬。

……


        尽管有人在维护鲁迅,但此时的鲁迅已经失去了由最高权力支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历史再次进入一个打破偶像的时代,鲁迅的一些见解和主张开始受到质疑。比如,鲁迅对中医中药的评价是否有失公允?鲁迅对人是否不够宽容?等等。鲁迅曾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有人在《读书》发表《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不但没有受批评,而且文章很快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

鲁迅、胡风家庭合影


        不过,在文学艺术界,在整个知识界,鲁迅的精神却开始真正被继承,许多人走上了鲁迅的路。

        在长期以来的当代文坛上,鲁迅的旗帜虽然一直高高飘扬,鲁迅的路却得不到延伸。“现实主义”一直具有合法地位,甚至是独尊的地位,但因为前面加了种种定语,说真话的品格和批判职能已经丧失。到“文革”时期,“瞒和骗”的把戏极度发扬,文学只剩了“假、大、空”叙事和“高、大、全”形象。一场浩劫过去之后,一些作家“睁了眼看”,面对满目疮痍,找回了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人们努力摆脱在权威话语统一指挥下形成的虚假性和欺骗性,对“假、大、空”给予了坚决的抨击,为真实性而大声疾呼。

        正是沿着直面现实的暴露和批判之路,一些作家逐渐走上了鲁迅的启蒙之路。一些学者也喊出了“回归五四”、“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之所以要回到鲁迅那里去,因为人们日益深刻地体会到,文学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所谓拨乱反正,“乱”是众所周知的,“正”在哪里,却认识极不相同。什么叫拨乱反正?从“八个样板戏”回到“三红一创”?从浩然回到赵树理?这显然是不够的。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可能提出回到胡适之类的口号。而回到鲁迅那里去,却是有益而可行的。

        陈丹青说过:“醒悟的学术界,针对1949年以来一直到‘十年浩劫’期间对鲁迅的严重歪曲和误解,发出了‘还我鲁迅’的呼声。全民族处于空前幻灭与求索的1970-1980年代,鲁迅的‘反伪求真’精神,逐步渗透到我国文化人与知识青年的内心深处,并直接参与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准备,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简单地说,从睁了眼看,暴露黑暗,到文化批判和国民性批判,从恢复文学的批判职能到修复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80年代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在这段路程中,鲁迅无疑是引航的灯。


五、世纪之交的遭遇


        告别80年代之后,首先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些人对鲁迅的远离和贬损。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没有理由逃避后人再选择过程中的评头论足。而且,对权威的挑战是文明发展的前提。但是,90年代以来对鲁迅的挑战情况却比较复杂,既包含了自由和解放的愿望,又反映着思想和认识的误区,又有一只巨大的手在不动声色地操控着。

        因为鲁迅曾被披上大红袈裟,在一次次运动中充当先锋,所以,一些人对鲁迅极为反感。这些人常常以叛逆自居,却对鲁迅缺少了解。他们只是根据过去年代鲁迅高居神坛的记忆,把鲁迅当作某种令人讨厌的文化权威,因而也就成了自由的敌人。所以,他们要自由,要解放自己,就要搬掉鲁迅这块“老石头”。

        还有一些人对鲁迅反感,是因为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在“抵抗外来压力”、“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特定背景上,弘扬传统成为一种文化导向。传统是神圣的,民族和国家是神圣的,很快成为一代人头脑中牢固的观念,并且成为一种价值尺度。这种价值观念一旦确立,鲁迅的形象就改变了。他反传统,说中国文明吃人,要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甚至要废除汉字……如此否定中国传统、丑化中国人民、瓦解民族自信、助长崇洋心理、长外国人的志气、灭中国人的威风,算哪一家的“民族魂”?因此,这连以叛逆自居、喜欢独立思考的诗人于坚也说:“我一想到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鸟导师’,误人子弟呵!”


         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躲避崇高”“融入世俗”“活着就好”的时代,也是一个努力遗忘和及时行乐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鲁迅的确有点讨人嫌。人们活得太累,想轻松一下,鲁迅却不叫人轻松;人们需要安慰、需要麻醉,鲁迅却总是撕破幻相煞风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鲁迅自然不招人喜欢。

         在一种新的目光下,从思想到人格,鲁迅都有许多缺陷。比如,理解和宽容,是新的时尚。这时尚的成因既有对斗争哲学的厌倦,也有消解现实矛盾的愿望。要建设和谐社会,稳定高于一切;鲁迅却那样好斗,不妥协、不宽容,“一个都不宽恕”。于是,作家王蒙说:“世人都成了王朔不好,但都成了鲁迅也不好——那会引发地震!”说鲁迅是不稳定因素,也许并非全无道理。这位作家还说:“文坛上有一个鲁迅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50个鲁迅呢?我的天!”


         在世纪之交,知识界发生分裂,自由主义者中一部分人不喜欢鲁迅的左翼色彩,因而有了“胡适还是鲁迅”的选择;新左派中一部分人则坚持把鲁迅打扮成他们心目中的战士,结果却是像歌剧《鲁迅先生》那样努力美化和拔高,结果却是妖魔化。

        当然,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尊崇鲁迅,把他当作雾海的灯塔,甚至在他面前感到羞愧。所以,鲁迅仍然是未来文化和知识分子人格建设的重要资源之一。



    (转自公号“学者庄园”,原载《同舟共进》杂志2016年第11期,发表时多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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